随着我姐姐的死亡，寻找大爷以及跟大爷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戛然而止。

其实，寻找大爷的事情，自始至终不是一种家庭的行为，而是家庭中某一个成员的固执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热情所致。除了我热情的浪漫的多愁善感的姐姐，我们家没有什么人再会对他的杳无音讯和生死存亡牵着一份情，担着一份心了。

大爷是谁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的在或者他的不在，能改变我们相对稳定的生活吗？我们认为不大可能。既然跟我们的生活无关，我们找他干什么呢？

我们那时对生活的态度就是这么简单。别看我们成天把“全人类”之类的事情挂在自己的嘴边，其实我们知道，越是宏伟越是远大的东西，越是虚无越是缥缈。我们把些虚无和缥缈的东西成天挂在嘴里，却对跟我们生命中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视而不见。比如血缘，比如亲情。

那个年代，是个不允许人道主义抬头的年代，对人道主义的警惕和批判，使我们对亲情啦，血缘啦这类的词汇感到无比生疏。不要说去想它们，更不要说去寻找它们了。

当时，姐姐双手捧着那封信，旁边的朋友看见，那被岁月浸得泛黄的一页纸在她的手上窸窣着发抖，朋友还发现，姐姐瘦削憔悴的脸色特别特别的难看。

第二天，姐姐就不见了。没有人知道姐姐去哪黾了，姐姐那阵子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，自由度是相当大的。

五天后，姐姐回来了。当天晚上，姐姐在她的小屋里吞下了整整两瓶安定，还喝了大半瓶啤酒。姐姐将啤酒当水，将置她于死地的二百片安定送进胃里。等有人发现，我姐姐年轻的身子早已凉透了。

姐姐死得很仓促，头发零乱，衣衫不洁，她连将自己梳洗打扮―下的心情都没有了，可见，死她是件多么急迫的事情。

没有谁知道那五天姐妲上了哪里，干了什么，她没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。我只能这么说：我那一刻的姐姐心如枯槁。这个世界已没有什么能吸引她的了，连骨肉相连的亲情也不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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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28岁那年，生下我的儿子做了含辛茹苦的母亲。那年，我年迈的父母双亲从千里之外来到北京我的小家，帮助我们料理那段慌忙而杂乱的日子。

我父亲的老态虽然不能用“龙钟”来形容，但用“老态”是完全胜任的。他基本上帮不上什么忙，他的到来，只是起着一个“声势浩大”的作用。再说，他已基本上习惯了我母亲的控制，对母亲的“失控”，恐泊已不习惯了。

他的睡眠很少。早晨很早就醒，晚上很晚也睡不着。早上起来就满屋子乱走，碰碰东，撞撞西，制造出许多在清晨格外刺耳的响声；晚上就守在电视前，一直等到最后一个电视台最后一个播音员亲切地祝他晚安，约他明天再见。

一天晚上，我大约是白天睡多了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灯是不能开的，会刺激孩子安睡的眼睛，哪怕台灯也不行。我想与其这样翻来覆去地惹丈夫烦，还不如到客厅去陪陪父亲说说话。父母来后，我光顾理直气壮地忙自己和忙孩子了，连坐下来同父母谈一谈的时间都不给他们。想到这些，我有点内疚。

来到客厅，见父亲半倚半靠在沙发上，眯着眼睛打吨。电视里是一部多看一眼就能把火给看出来的破电视剧，我以为父亲也怕

第16章 寻找大爷7 (第1/3页)

姐姐的朋友们见她这个样子，很是着急。那阵子他们为她举行的聚会特别的频繁，大家在一起喝酒聊天，希望她能振作起来。我姐姐坐在那儿，话说得很少，酒却喝得很猛。以前很有些酒量的姐―卩一段口子酒量大跌，几杯酒就将她醉得不省人事。

多少年以后，姐姐的一个好朋友对我说：那时，我才算知道什么叫醉生梦死了。

姐姐有一个在军区管档案的朋友。有一天，他打电话来跟姐姐聊天，无意中说到他那里存放着全战区所有团以上干部的档案。这个朋友开着玩笑问我姐姐：怎么样，想不想看看你老爹的红色档案？我姐姐随口说了句想，于是，他俩就约好第二天在档案馆门口见。

姐姐打开父亲那厚厚的一叠档案，除了看见父亲的战功，还看见了那封信，那封父亲在1950年上交给组织的大爷从江西的来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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